合伙人

由于立法及其滞后性等原因，对于虚开案件的处理，一直以来存在刑事和行政责任认定边界不清晰的问题，并带来虚开刑事打击力度过重的问题。近年来，两高通过发布典型案例、复函、意见等形式，明确主观上没有骗抵税款目的，客观上没有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虚开行为不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特别是，2024年3月两高发布司法解释（法释〔2024〕4号）第十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为虚增业绩、融资、贷款等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没有因抵扣造成税款被骗损失的”不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做了实质性限缩解释，成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法定出罪条款。两高司法解释去年颁布实施以来，如何理解和适用这一出罪条款成为当前相关案件处理中的焦点问题。结合我们团队近期代理的一起因按当地发展总部经济要求申请“规上企业”引发的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对“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的虚开案中如何判定主观目的、是否造成国家税款损失做分析探讨。

在婚姻纠纷中，当家庭暴力与出轨行为同时出现时，无过错方能否同时主张两种过错的损害赔偿？从《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的文义解释来看，法定过错情形的列举式规定似乎为叠加赔偿提供了规范依据，然而司法实践中，法院对这类诉求普遍保持着一种谨慎的态度，形成了“权利可主张，裁判慎支持”的裁判倾向，仅在极少数情节严重的案件中才会突破谦抑原则做出叠加赔偿判决。

本文从行政法的视角出发，探讨教育政策与管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法律基础与运作机制。教育行政作为国家干预教育的重要手段，必须在法治框架下运行，以实现公平、公正与效率。通过分析教育行政的权力配置、程序正当性、法律责任及司法救济等要素，本文强调规范化、透明化的教育治理对于提高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中对当前教育行政中存在的越权、程序缺失和监督乏力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呼吁构建以法律为核心的现代教育治理体系，实现教育政策的法治化、科学化与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