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解读

近期，笔者在代理一起涉案金额数百亿的灵活用工平台涉嫌虚开案件，结合代理该案件遇到的实务问题与思考，对灵活用工涉嫌虚开案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公众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全国法院以撤销、变更、责令履行、责令赔偿、确认违法、确认无效等形式判决行政机关败诉的共5.2万件，占判决结案的34.5%；而2024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为36833件和23.7%。为了提升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与应诉能力，我们从案例出发，梳理了可能导致行政机关败诉的六类十七种原因。这些案例涵盖了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协议履行等多种情形，希望能够借此帮助行政机关规范高效执法。

如今，Wi-Fi的应用在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成为相当一部分群体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大范围使用Wi-Fi也将为个人信息的泄露带来风险。2025年1月1日，我国《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进一步规范了在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下位配套规范。2024年，西班牙数据保护局（Agencia Española de Protección de Datos, AEPD）对数据控制者发布了《Wi-Fi跟踪技术数据控制者指南》（简称《指南》）。系列文章将从Wi-Fi跟踪技术出发，结合Wi-Fi跟踪技术的法律属性，对Wi-Fi跟踪技术（简称“该技术”）处理的行政、刑事、民事法律规范中对于个人信息使用影响产生的问题进行分析及讨论。针对当前该技术行政法规范的不统一性、民事同意原则制定的欠缺、可能带来的刑事处罚等问题，提出行政、民事、刑事法律保护完善的建议，并且根据境外相关法律法规及指南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议在应用Wi-Fi追踪技术的情况下如何通过严格落实个人信息数据保护影响评估、个人信息匿名化和去标识化处理以及技术手段更好地推动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在我国，子女结婚时，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的现象较为普遍，这不仅是家庭财产代际传承的方式，也是对子女婚姻幸福美满的祝福和物质支持。然而，当子女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父母出资购房的归属问题往往成为双方争议的焦点。2021年《民法典》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对父母出资性质认定规则做出重大调整：从侧重“出资时间与产权登记”的形式推定，转向以“意思表示+证据留存”为核心的实质审查，这一转变直接关涉数千万家庭核心资产的归属认定。

按照商标法及其实施条例相关规定，申请注册商标时，申请人应当按照基于尼斯分类制定的《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下称“区分表”）公布的商品和服务，填报其所申请注册商标的类别和名称。在实务中，争议点较大的就是第35类中的“为他人推销”这一服务项的认定。

近期，笔者代理一起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刑事案件，该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在其业务开展中，为了申请“规上企业”和获得更高额度的银行贷款，通过向下游一家客户虚开发票的方式虚增业绩，对于虚开的发票均申报缴纳了增值税。对于本案中，在下游进行抵扣的情形下，犯罪嫌疑人虚开并缴纳税款的行为，是否造成国家增值税税款被骗损失，基于增值税原理和相关法规政策，笔者认为：增值税是以应税商品或服务等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从增值税抵扣纳税原理来看，上游销项税和下游进项税、上游纳税义务产生和下游抵扣权利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在确认国家税款损失时，应以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上下游链条整体来衡量国家税款的损失，而不是单纯依据形式上下游是否进行了抵扣行为。

​《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关于利害关系如何具体审查，有多种观点。本文选择基于最高法在（2020）最高法行再36号盛某某等诉陕西省靖边县人民政府案中提出的阶梯型三要件展开。

除律师外，大部分国际仲裁案件还需要其他专业人士参与以协助仲裁庭作出公正裁判。本文将结合实务经验介绍国际仲裁中的常见参与人，以供当事人初步了解其作用以及选任时的注意事项。

近期，在笔者代理的几起税务稽查案件中，围绕涉案企业提供的相关商事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部分主管税务机关和税务稽查机关提出异议，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是，相关民事约定和交易事项是否为税务机关认可，进而影响到涉税事项的性质认定和处理。对此，笔者认为当前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依法治税，税务机关在处理相关合同的事项中，也应充分依据《民法典》等规定，并就其主张合同不真实、不合法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就不应否定民商事合同的法定效力，进而做出不利于涉案企业的税务处理决定。

对赌协议（Valuation Adjustment Mechanism，简称VAM）是私募股权投资和并购交易中为应对未来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从而调整交易价格或股权比例的融资机制。常见条款包括业绩对赌、上市对赌、股权调整、现金补偿等。对赌协议常见于融资并购过程中，在商业实践中，对赌协议完成，皆大欢喜，未完成，企业往往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甚至易主。我国司法实践对对赌协议的效力和履行经历了从严格限制到逐步认可的演变。我国法院逐步承认对赌协议的商业价值，但对其履行仍持审慎态度。如何从业务层面及法律层面深度把控对赌协议的设计与风险，是对投资者与融资者的双重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