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解读

电子商务行业的迅速发展为市场交易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为众多从业人员提供了充分的就业、创业机遇。一时间，各类型的电商企业拔地而起，其中不乏假借电商外衣，行电信诈骗之实的不法之徒，最为常见系属“刷单诈骗”。 随着越来越多的受害者涌现，“刷单诈骗”自然成为公安机关重拳出击的对象，于是诸如“凡是刷单都是诈骗”、“网络刷单100%是电信诈骗”类宣传标语随处可见。 但实践中，刷单的类型、目的各不相同，显然“刷单即是诈骗”之说值得商榷，刷单也不一定构成诈骗。

前文我们已就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总结了可供参考的具体审查因素，但是由于合同目的本身无法穷尽，不同案件应考虑的侧重点及实际情况更是千差万别，故无法提出一个普适性标准，在个案判断中仍需根据具体案件事实予以针对性把握。但整体而言，我们民法典关于法定解除权之规定，大致归纳整理出法定解除权的行权路径，并提供应对思路以资参考。

问询函是交易所审查上市公司、股转系统强化监管的重要举措，交易所或股转系统在审查上市/挂牌公司过程中如果发现未达到“监管标准”的相关问题，会针对特定事项发出问询函，要求上市/挂牌公司在规定时间内书面回函并公开披露。本文在《关于精选层挂牌审查问询，您需要了解这些（上篇）》基础上，继续以精选层问询函为内容对审查问询要点进行全面梳理，继续解读最新监管问询动向，为北交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提供参考意见。上篇已详述基本情况、业务与技术两方面内容，本篇将主要介绍近期精选层审查问询中公司治理与独立性、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募集资金运用及其他事项所涉及的要点问题。

要说合同风险管理的核心和基础，那必然就是合同法律风险识别。对企业而言，合同的法律风险防范不可忽视，合同法律风险是指企业在订立、履行合同过程中，未来得到的结果与预期的目标发生差异而导致企业承担法律责任，因此让企业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因此只要涉及到合同业务，要分别于合同准备阶段、订立和签署阶段、履行阶段和履行完毕阶段等进行法律风险辨识。

根据北交所《再融资规则》、中国证券监管管理委员会《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等相关规定，本所在再融资申报之中介机构审核注意事项初探（上篇）基础上，继续初探中介机构如何核查北交所再融资审核问询中可能重点涉及到的上市公司关联交易问题、募投项目问题。

本案中，山东高院（后指定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查封的三联集团持有的齐鲁银行的4000万股股权及股息属于首封，并按期进行了续封。淄博中院对案涉股权的查封为轮候查封，也有按期进行续封。在此种情形下，最高院认为，此时执行顺序是明确的，轮候查封法院亦明知前面仍有首封法院，该顺位已在各当事人和执行法院间形成稳定预期，在此情况下，无须再送达公示通知等文书。仅仅因为淄博中院向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公示通知书、协助公示执行信息需求书等，就把三联集团持有的齐鲁银行的1000万股股份的股息、红利1102万元划扣至淄博中院。该做法实际上是通过并非必要的公示在先行为，意图否定事实上已经形成多年的执行顺位，损害首封当事人合法权益。对不在工商管理机关法定登记范围的非上市股份公司股权的冻结，在判断执行顺位的先后时，应考虑多个法院向被执行所持股的市场主体送达通知使查封生效的顺序，而不应仅以向协助执行主体送达公示时间为准，同时还要结合多个法院之间是否明知首封、轮候查封情形以及续封情况等综合判断。

9月28日，北京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张梅在2021安徽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表示，北交所全面接轨了上市公司的监管安排，聚焦实际控制人等关键少数的行为规范，对财务造假、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坚持零容忍。同时，进一步对存在重大违法行为的劣质企业坚决退出。 不难理解，无论是主板市场，科创板、创业板市场，还是已整装待发的北交所“精选层”市场，都将着重关注拟上市公司的“重大违法行为”。根据北交所《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征求意见稿）的要求，发行人申请公开发行并上市，不得存在下列情形：最近36个月内，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存在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水平的提高，公民的个人财富已经累积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财富如何传承，遗产如何继承，是每个人都可能面对的问题。 2021年民法典实施后，关于继承的法规相较以往有了较多变动。

审判实践中，被特许人经常会以企业特许人不符合特许人的资质、没有两店一年、没有如实履行披露义务而行使被特许人的任意解除权，但根据法院的实际审判案例，即使特许人存在上述的情形，双方签订的合同依然是合法有效的，但是企业作为特许人，如果因为不符合上述法定条件产生纠纷，除了要退还加盟费外还要对被特许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企业利润承压，同时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综合影响，因私募基金不能按期支付利息、投资收益、清算退出而产生的争议不断增多。在私募基金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因管理不善，导致私募基金不能履行约定的情况下，投资人当然可以向管理人主张损害赔偿。但由于私募基金募集金额与单个投资者投资份额较大，管理人普遍缺乏偿债能力，投资者越来越寄希望于向私募基金托管人（以下简称“托管人”）索赔投资损失。